春秋战国时期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


blueski推荐 [2010-1-24]
出处:来自网上
作者:周祥森
 

作为一种言说存在方式的史学评论
     ——春秋战国时期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
    
    
     一、口头史学评论形态的两个层面
     史学评论的社会表现形态也就是史学评论的社会存在方式。史学评论最初的即原始的社会表现形态,是作为一种言说存在方式的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
     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指的是以言说方式存在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针对历史学家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而展开的对话活动。它始源于人类最根本的社会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对话与交流;既是人类最基本的对话与交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又是在这种对话与交流活动的历史性进程中产生的自然结果。
     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隐形的口头史学评论,即未能在书面文字中、典籍中留存下来的,但事实上发生的,以口头言说方式存在的史学评论活动;一是显形的口头史学评论,即通过书面文字形式留存下来的口头的史学评论活动。
     二、春秋战国时期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评论主要是以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存在的,其中有的被记录了下来,成为显形的口头史学评论,而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口头的史学评论活动,则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之中,成为隐形的口头史学评论。
     春秋战国时期显形的口头史学评论形态,主要零星地保存在当时教育家、思想家的语录和著述中。
     例如,《左传·宣公二年》中,孔子根据“书法不隐”的古代历史记述原则对晋太史董狐历史记述行为的评论:“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论语·八佾》中,孔子从历史文献材料与历史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对杞、宋两国历史文献资料状况的评论:“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孟子·离娄下》中,孟子从时代演变和历史著作的内在结构要素两个角度评论《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孟子答公都子之问时从社会与史学发展之关系、史家心理和历史著作潜在的政治价值等角度对《春秋》的评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国语·楚语上》中,大夫申叔时回答楚庄王咨询培养太子成材之法时对《春秋》的评论:“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除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外,春秋战国时期也开始出现了作为一种文体存在方式的史学评论形态的萌芽,这就是后世论赞体史学评论的滥觞———《左传》中的“君子曰”。《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又《昭公三十一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以《左传》作者“君子曰”的形式,从文辞和道德价值两方面对《春秋》进行了评论。
     三、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评论活动的局限性
     无论是作为主流形态的口头的史学评论,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文体方式的史学评论,这一时期的史学评论活动都只涉及个别历史著作或个别史学实践,对史学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个别的、具体的就事论事层面。
     从《墨子》、《史记》等典籍中所提到的史书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除孔子根据鲁国官方史记笔削而成的编年体断代史《春秋》外,还有其他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多种历史编纂体裁存在。主要有:(1)以书体为体裁的主要记述虞、夏、商、周时代政治活动的历史著作;(2)以《春秋》命名、以编年体形式编纂、偏重于时间连续性的各国官方史记;(3)同样以《春秋》命名,但不属于编年体史书范畴和一国官方历史著述的杂传性或纵横家之书的史书;(4)以记述世系为主的谱谍类史籍;(5)偏重于空间性、具有国别史性质的记述战国时期主要国家历史的私家编纂的史书;(6)通史性质的历史著作。当时史书体裁样式之多,从通史性质的《世本》一书即可反映出来:“从后世诸家征引来看,它有‘帝系’,有‘本纪’,有‘世家’,有‘传’,有‘谱’,有‘氏姓’;有‘居’,记都邑宫室;有‘作’,记器物制作发明、典章制度创制。”(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纪传体史书的几种主要体裁都可以从《世本》中找到其渊源。
     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如此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史学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认识,却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大多拘囿于具体的、个别的史学现象或历史著作。孔子的《春秋》(虽属私人编纂,但其基质却是官方史记)是人们重点评论的对象,其他无论官方的还是私家的《春秋》,以及编年体之外的体裁的史书,除少数作为材料曾被人们征引外,大多没有进入人们的评论和认识视野。它们只是一种自在的历史存在,尚未成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历史客体。几乎没有人能够以高远宏阔的眼光,对现实生活中丰富的史学实践及其成果进行宏观上的评论。即如其中之佼佼者孟子,虽然从对《春秋》类个别国家的官方史记的评论中抽象出了此一特殊类型历史著作的内在结构的三要素,即事、文、义三个范畴,但对于这一类型历史著作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予以指称,或者说如何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知性的抽象性认识和规定,他就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只能无可奈何而又含混地说:“一也。”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口头的史学评论活动是与当时人们的其他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相联结并内含于其中的一种附属性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或归属于教育教学活动,或从属于政治言说活动。这些口头的史学评论活动既非从史学本身的发展需求出发,亦非为了史学发展的目的,而是从史学之外的、某种现实的社会需求出发,并在从事史学之外的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时附带地涉及的言说活动;评论主体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因此对话和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当下的或未来的政治精英,评论偏重于史学的政治价值自在情理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史学不在场的、不自觉的史学评论活动,尚处在原始的、准史学评论阶段。
     四、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评论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评论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发挥调节史学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关系、调整史学发展的作用,但是,它们不仅具有深远而又重大的历史价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史学评论理论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左传》中的“君子”和孟子对《春秋》的评论,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古代人们评论《春秋》的基调,也深刻地支配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撰述的社会目的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认识;规定了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实直书;形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总体面貌———惩恶劝善,垂诫资治。
     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评论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以后史学评论的发展来说,具有“范式”意义,为后世史学评论家指示了评论的“轨则”。略而言之,大致有如下“轨则”:在评论对象上,确立了以正史为重点的评论对象选择原则;在评论方法上,开启了历史—社会评论方法,并出现了心理学评论方法的萌芽;在评论内容上,确立了以史事、史文、史义三要素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评论原则和方法;在评论旨趣上,确立了现实关怀的价值取向,即把揭示评论对象对于当下现实社会的价值和潜在的历史价值作为史学评论活动的首要任务。
     从理论价值来说,口头的史学评论形态源始于人类最基本的对话和交流活动,同时它也是这种对话与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就从源头上赋予了史学评论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对话与交流性。对话与交流的对象因时移世易而不同,但一项史学实践只要它是史学评论活动,那么史学评论者就必然有其预设的对话与交流的对象,史学评论就不能不具有对话与交流性。
     不仅如此,而且从前述史学评论活动中史学不在场的表象,可以发现:现实社会的客观需求是史学评论最根本的活力。评论活动中史学的不在场恰恰表明,史学评论首先是为着满足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的。通过评论者的评论,史学和现实社会需求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价值关系从隐形状态转化成了显形状态。从价值论角度讲,史学评论的本质,就是史学评论者叙述、阐释、评判作为价值客体的评论对象———历史学家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与作为价值主体的现实的人们的社会实践需求之间的满足程度和满足关系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们虽然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实践来表明这一点,并在实践中为人们建构起了一个理想的史学价值世界。一旦史学从业者认识到并理解了这个史学价值世界,并自觉地以此规范自己的史学实践活动,以自己的史学实践使理想成为现实,史学就会迎来一个显著进步的发展时期。
     史学评论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史学评论者从现实的社会需求出发,并以这种需求为标准去评论史学实践及其成果,这就使史学评论获得了另一基本的属性:社会性。